湛江空管站开展警示教育工作

2018年3月出台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后，如今已经实现了巡视监督的全覆盖[7]，行政机构依法治理已经迈出重大步伐。

[5]终局性的宪法解释权应该属于全国人大。从体系化解释的角度来说，第三种理解显然更具合理性。

理由很简单，如果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超越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那么意味着常委会的意志凌驾于大会之上。基于其高效力位阶，常委会作出宪法解释时，应当采取不应低于法律的审议标准，并至少经过二读乃至三读程序，而不能如一般的立法性决定一样可以一读通过。其实，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理由也是一种宪法适用的形式。但是，大会不宜改变宪法解释。从形式上说，基本法律民主正当性程度高于非基本法律，由此前者的效力亦应高于后者。

二是解释宪法是监督宪法实施的全部方式，二者是手段与目的关系。未来，应当将宪法解释与法律的请求审查制度同步设计。这就意味着，国家的某个干预行为即使违宪，也未必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也可能属于国家在履行公共利益保障义务方面的违宪。

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规定：财产权和继承权受到保障。这里暂且不论陈晓琪能否成为齐玉苓所享有的受教育权的约束对象，仅就权利的保护范围而言，如果认为姓名权和受教育权都可以被齐玉苓所主张，就会出现基本权利的竞合现象。其三，导致宪法可预测性的降低和司法裁量权的扩大。所以，法院首先需对《零售法》进行目的解释，然后才能判断这项限制对于目的的实现而言是否妥当。

传统的干预概念强调国家作出的行为对基本权利造成了何种影响，审查的重点是该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直接性、最终性和法律形式性。如果所有有计划、认真探求真理的活动均为学术，那么办案的警察岂不也是在做学术？故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文义解释：认真是指从自己的良知出发并且不断精进，有计划是指措施建立在一个可被理解的、符合规律的方法的基础上，探求真理是指与主题之间保持批判性距离，也就是愿意批判已经取得的成果并进行更新。

若干预行为能够通过宪法上的正当性检验，此种干预就属于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限制。这既说明限制并非权利本身固有的，而主要来自于外部，也说明限制更多是一种例外，且需要被正当化。[69]再如，判断我国公民的房屋到底受财产权保护还是受住宅不受侵犯权保护，需要分析住宅不受侵犯权所保护的房屋与财产权所保护的房屋有何不同。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国家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基本权利而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进行妨碍，必然要在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基本权利之间进行衡量。

参见前引[57]，Epping书，第300页。[27]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1985, S.278 ff. [28] 杜强强：《宪法上的艺术自由及其限制——以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案为切入点》，《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第32页。[67] 参见前引[4]，陈征文，第13页。涵摄的关键就在于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解释。

以下试举两例加以说明。该思想认为，个人在行使基本权利的时候不能威胁到社会的必要法益，社会的存在是保障基本权利的必要前提。

[84]外在限制则是公权力作用的结果，具体又分为立法干预（即法律保留）、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对于事实上形成的基本权利，其保护范围事先已经形成，只能通过解释将已有的保护范围呈现出来，解释机关的裁量权较小，合宪性审查的重点也不在于相关解释是否逾越界限，而在于解释是否准确呈现了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内容，因而审查较为严格。

[16]对比民法上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发现，国家对公民的公法侵权责任要想成立，首先必须判断国家的干预行为对公民造成的不利影响究竟源于对哪种义务的违反。学界通常所讲的基本权利限制，更准确地说应当称为基本权利的外在限制。事实上形成的基本权利以自由权为主，国家针对自由权承担的是不作为义务，基本上没有履行能力的担忧。在内部理论中，假如一个行为在表面上符合权利的内涵，但实际上逾越了权利的内在界限，这个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受权利保护。[9]随着干预概念外延的扩大，国家作出的间接地、事实上影响到基本权利的行为，[10]甚至对基本权利的行使构成威胁的行为，也都被视为干预。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审查与对基本权利干预的审查，主要表现为流程上的上下游关系，它们的审查内容并不重合。

从保护其他零售商的角度看，此种限制可能是妥当的，能够起到避免恶性竞争、维护专卖权等效果。[22] 保护范围是解决保护什么的问题，干预是解决为了对抗什么而进行保护的问题。

[63] Georg Hermes, Art.10, in: Horst Dreier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and I,3. Aufl., Mohr Siebeck, Tübingen,2013, S.1167. [64] Wilfried Berg, Grundrechtskonkurrenzen,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2009, S.634. [65] 参见柳建龙：《论基本权利竞合》，《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34页。相对于事实领域的初筛，保障领域发挥着校准的作用。

[4] 对于财产权保护范围的探讨，参见谢立斌：《论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13]第三阶段审查国家的干预是否具备宪法上的正当性，具体又有形式正当性（是否符合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形式要求、援引要求）和实质正当性（是否符合明确性要求、个案法律禁止、本质内涵保障、比例原则）的区分。

究其原因，这些国家在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进行界定时，常采宽泛的界定思路，导致相关审查流于形式。4.禁止权利滥用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来源于民法理论，二战后有四十多个国家在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禁止基本权利滥用条款。界定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关键不在于知晓这些方法，而在于将这些方法恰当地应用于特定的场景中。基本权利的核心又称为基本权利的本质内涵，其反映了该基本权利对于基本权利主体的人格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

故法院最终认为，该项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受案范围。违法性与违法阻却事由的有无。

再如，暴力禁止对于职业自由和结社自由也能构成内在限制。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6条第1款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

[76]限制权利通常是因为该权利与第三方权利存在冲突，为解决权利冲突，权利双方必须相互退让，于是需要对权利加以限制。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此种限制就可能是不妥当的，因为香烟不属于专业性强的商品。

田伟：《德国宪法上宗教自由保护范围的扩张与反思》，《法学评论》2019年第5期。基本权利的核心决定了保护范围的形成，核心一旦发生变化，保护范围也会随之变化。露天公共集会受集会自由的保护，但立法规定集会应在48小时之前报备，对受集会自由保护的正常集会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原有的集会自由的保护范围就被立法限缩了。[52] 德国继承法上的特留份由继承人无条件享有（除非他自己放弃），而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41条，特留份只针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

所以，权利的保障带有原初性，而限制之后的权利才具有保障的确定性。不具有密封性的明信片、贺卡未必一定不属于通信自由的保护范围。

因此，受教育权所对应的义务，不应包括其他主体不能干涉公民接受教育，而仅在于国家为公民受教育提供给付。[74] Guiherme Augusto Azevedo Palu, Grundrechte, Spielräume und Kompetenzen: Eine Untersuchung formeller Prinzipi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Prinzipientheorie,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S.41. [75] Moritz Meister, Das System des Freiheitsschutzes im Grundgesetz, Duncker Humblot, Berlin,2011, S.32. [76] 参见前引[25]，Borowski书，第34页以下。

[82] （二）基本权利内在限制与外在限制的关系 内在限制不是公权力作用的结果，它要么直接来自于宪法，[83]要么是不成文的，比如禁止权利滥用。明确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是对干预基本权利的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首要步骤。